霍英东作为一名创业大师,他的传奇发家史,被世人所津津乐道,对于今天的创业者来说更极具启迪意义;而在一名企业家成功之后,以品德和情怀回馈社会方面,他也是令人敬仰的长者和大家。 

无所畏惧晚年的霍英东是贫穷练就了他。霍英东曾经说:“在香港这些富豪里,我的出身是最苦的。”别的不说,仅凭他小时全家穷得连鞋都穿不上就可见一斑。

从事船运接驳生意的父亲在他7岁时去世,全靠母亲做工养家。为了省一点钱,霍英东每天花半个钟头急步上学。在学校里他最喜欢的课外活动是踢球,但又不敢踢得太久,因为要回去帮助母亲记账和送发票。

霍英东回忆说:“这种紧张生活,经常弄得我筋疲力尽,头昏眼花,甚至神经衰弱。不过,这对于我又是一个极好的锻炼,使我后来走入社会以后,不管生活多么艰辛,工作多么繁忙,自己也不怎样畏惧,倒是能够从容对付。”

20世纪,香港被日本侵占。霍英东高中毕业后的第一份工是在轮船上做铲煤工,那时他才18岁。但因为体格太弱,这份工没有做多久。其后在太古船坞抡大锤打铁,也是同样命运。

当时香港修建启德机场,征集大量劳工,霍英东经过在机场里做事的朋友介绍,进了机场当苦力。工钱是每天七毫半。他不愿只卖力气,便认了师傅想学开汽车。

一天洗车时,看见有辆车的车钥匙仍留在那里,他便爬上去试开。但刚巧停车时车轮歪斜着,汽车溜走撞到另一部车上。

这份工也不仅丢了,日本人还把他毒打一顿。在太古糖厂的经历也好不到哪里去,霍英东在化验室工作,用硫酸学制氢气时发生了小型爆炸,结果又被厂方辞退。他的最后一份工是在仓库磅米,这种需要力气和技巧的工作也不适合他。

 

历经多次痛苦的打工,霍英东醒悟到自己不适合给别人打工,应该自己创业当老板。于是,发动亲戚朋友凑钱,开了一间杂货店。这间取名为“有如”的杂货店让霍英东赚来了第一桶金。

由于他细心精明的经营,杂货店的生意日渐兴隆。后来母亲与他商议,把杂货店顶给别人,得了7000元,重操父辈的驳运旧业。

二战后,美国把许多剩余物资运到香港公开拍卖。这些消息多是用英文发布的,霍英东懂英文,他知道只要以低价标购这些物资再转卖,获利会很丰厚。但他自己没有本金,只好眼看着大好机会白白错过。

随后迎来朝鲜战争爆发,英美对华禁运,许多战略物资只能通过地下渠道进入中国内地。霍英东抓住了这一时机,冒险从事海上运输船队的生意越做越大,霍英东很快积累起了资本王国的最初实力。

时间在变,他的实力也在增加,霍英东像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小工人一样,只做一个航运公司老板也难以令他安心。经过短暂的观望,霍英东开始将目光转向香港房地产业。而霍英东从事海上运输的近3年期间,积累的资金约为100多万港元。此后他以这100万元资本进入房地产业,靠着过人的眼光,终于成就了跨越数个时代的商业版图。

霍英东审时度势,仔细分析了当时的情况。人口剧增,住房严重不足,加上工商业勃兴,形成对土地和楼宇的庞大需求。所以他认定香港房地产业势必大有发展。早在1953年初,他已开始经营房产业,成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。

从买地、规划、建楼,以至收租,资金周转期很长。霍英东当时是向银行贷款建楼的,要付一分多利息,如果建成了才卖,人家不买,利息承担不起,自己只好“跳楼”。

他的做法不同过去,将房地产工业化,兴建住宅、写字楼、商场综合大厦,分层、分单元出售,预售“楼花”,并提倡分期付款。此法大受买家欢迎。

有些事情不可能是永恒的。1967年,香港经历地产低潮,霍英东开始逐步退出房地产业。与此同时,他与北京方面走得更近,跟内地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起来。

1962年起,他开始与内地合作海沙生意外,到了70年代初又与内地合作石油生意。

1978年开始,霍英东率先进入内地,兴建了内地第一间中外合作的酒店和第一家高尔夫球场。此后,他又参与兴建了内地改革开放后最早开业的第一家大型合资酒店———广州白天鹅宾馆。

 

1984年,霍英东出资10亿港元,成立“霍英东基金会”,致力于内地的投资和捐赠,到2005年,不算投资办实业部分在内,霍英东给内地的纯捐款已超过20亿港元,可能是对内地捐款最多的华人资本家,他作为爱国资本家的形象,已经深入人心。

1983年,身患癌症的霍英东没有停止为祖国奔忙。为了使北京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,霍英东父子协助北京向国际奥委会执委做了大量的游说工作。

除此之外,他开始涉足政坛。1980年,霍英东成为全国政协第5届委员会委员。1983年,他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,1993年更晋升为全国政协副主席,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。

经的起磨难与艰辛,成功就会越来越靠近努力奋斗的你。